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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想象中的民国娱乐业,是一派「鲜花着锦、烈火烹油」的景象,更有人不断回味和怀念着那个年代,但真实的民国娱乐圈并非如此,那是一个娱乐业极度内卷、弱肉强食且作品粗制滥造的时代。 一、 1935 年 9 月,当时著名的电影公司艺华公司差点发生了一起杀人命案,这起充满血腥味道的冲突,起因居然源于公司旗下的导演袁业美的讨薪。 在谈论这起讨薪事件之前,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民国娱乐圈的人事制度。 民国时期的电影行业,和如今大不相同,明星们往往没有自己的经纪公司,如果想拍电影,就要应聘某家电影公司,成为其旗下演员,严格来说,明星只能算是电影公司的职员,每天上班下班。等到了合同期满,要么离职,要么重新签约。 明星所得的收入,绝大部分都来自公司每个月发放的薪水,而每月的薪水又是基本固定的,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制。比如一个明星拍了两部戏,一部票房 3 万,一部票房 30 万,酬劳却不会相差近十倍,最多只会相差几十上百元。 电影公司既然以固定薪水与你签订了几年合约,在这几年之内,就会让你每天玩命地拍戏,所以,那时候的明星,在电影公司的压榨之下,拍电影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,因为劳累而晕倒在片场,甚至病发吐血的事件,在报纸上屡见不鲜。 因为双方有劳资关系,电影公司在明星面前,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。对明星们来说,电影公司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,一旦被电影公司裁员,往往就会衣食无着,不夸张地说,有不少女明星在合同期满后,由于找不到新东家,最终沦落为「神女」(也就是妓女)或者舞女(常常卖身乃至被多人包养,形同半妓女)。 至于如今常见的品牌代言等收入,在那个年代,少得可怜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明星们的副业,最常见的居然是给某某店铺开业剪彩,即使是这些看起来上不得台面的变现机会,也只有胡蝶、阮玲玉等寥寥数人才有机会获得。其他明星,搞副业虽各有各的门路,但没几个赚到钱的。 还有的明星搞「带货」,那时候的「带货」,是真的字面意思上的带货,看准价格后,明星们会去批发几箱香皂之类的日常消费品,趁着涨价时卖出,小小赚上一笔差价,圈内人也不觉得这么干有失大明星身份,往往还会大赞这位明星生财有道,而且,干这种事的明星咖位还不小,比如当时「四大花旦」之一的顾兰君就做过这种事。 明星都这样了,导演、摄像师以及一些技术岗位更是如此。 说穿了,那时候的明星,主营业务收入就是自己所签约的电影公司发放的月薪,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大牌,大部分明星和如今所谓的打工的「社畜」并没有两样。 二、 在这样的背景下,劳资纠纷时有发生,导演袁业美的讨薪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这天上午,袁业美闯入了艺华公司新任总经理沈天荫的办公室,要求发放拖欠已久的薪水,而沈天荫反过来却要求袁业美赶紧将其正为公司拍摄的电影《暴风雨》剪辑完毕,以便尽快上映,给公司创造收入。 袁业美却有自己的理由,《暴风雨》是部有声片,有声片的后期剪辑制作,并不是导演的工作职责,而是有声片主任来负责,然而声片主任裘主任已经因为公司欠薪辞职了。 就在这互相争执,一方要求先给钱再干活、一方要求先干活再给钱的当儿,艺华公司老板严春棠从门外走了进来,他一看见袁业美的那副讨债面孔就极不高兴,说:「我洋钱几十万都用掉了,你们还要这样逼人。」 袁业美回敬道:「不管你用掉几十万,薪水总要发的。」 几句话不对付,双方大打出手,严春棠也不是吃素的,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手枪,对准袁业美就准备开火,好在在手枪扳机扣动的千钧一发之际,众人一拥而上,死死拦住严春棠,一场命案才没有酿成。 作为一个电影公司老板,严春棠为何这么大的火气? 其实他也很委屈,艺华公司内忧外患,他在公司内外厉行节约、降薪裁员,严春棠作为一个大电影公司的老板,自己的夫人竟然亲自在灶下司职生火做饭,为公司全体员工准备饭食,这种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,居然发生了。 老板的夫人都亲自在灶下给大伙儿煮饭了,降薪裁员总能堵住众人悠悠之口了吧?艺华公司先是宣布裁员一批,接着又提出了降薪办法:一,月薪在 100 元以上的,降为打 7 折发薪;二,月薪在 50 元以上 100 元以下的,降为打 8 折发薪;三,月薪在 50 元以下的,按照 9 折发薪。 公司方面希望全体同仁能体恤公司困难,共克时艰。 但从员工的角度来说,他们当然持反对态度,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到了无米下锅、濒临断炊的地步,「断炊」不仅仅是员工们陈情时的书面词汇,更是真实写照。 有一名电影从业人员租住了同事的房子,但没钱交房租吃饭,每天只能啃大饼撑下去,某日公司补发了积欠的薪水 5 元,准备交租,同事见其可怜,主动缓收,但他坚持交租,说自己还有余钱,足够买十天的大饼作为口粮。听闻此事者无不为之鼻酸落泪。 不仅是底层人员日子难过,连大明星都陷入困境。艺华公司的大明星胡萍因为生病卧床不起,医药费耗费不少,而艺华公司还欠着她几百元的工资,于是她给公司写信索薪 200 元,以缓解医药费的燃眉之急。 既然是公司的台柱子来讨薪,于情于理多少也要表示一下,结果给了多少? 20 元。 胡萍一看只送来了十分之一,气愤之下拒绝收受,将 20 元交来人带回,艺华公司却说你不体谅公司的苦衷,双方为此平添一股怨气。 还有一批颇有名气的明星,比如姚萍、田深、陶金等人,寒冬腊月里,因为被欠薪,身上连大衣都没有穿,被人发现在街头瑟缩发抖。 三、 不过,这并非艺华一家电影公司的困境,整个行业、市面上所有的电影公司都面临着财务困难,各公司的诸多改革手段也并不凑效,于是裁员、降薪,成了各大电影公司的标配。 比如明星电影公司宣布裁员 200 人,除了摄影师、制片部秘书等技术人员以及行政人员外,还裁掉了龚秋霞、朱秋白等 7 名名气不小的明星。 没有被裁的人员,必须接受降薪:月薪 100 元以上的按 6.6 折发薪,60 元以上的打 7.5 折,50 元以下的打 8.5 折。 但裁员降薪了也没解决欠薪问题,于是明星电影公司日日被包围,讨薪者们三天一小闹、五天一大闹,拍桌子、叫骂者络绎不绝,公司高管黄乾白面临着来势汹汹的讨薪者,当场撂挑子表示辞职不干。 公司内外乱成一团糟之际,还有人乘机互相倾轧排挤。导演李萍倩与明星高倩萍平时不和,李萍倩就乘机以高倩萍近来所拍电影票房不好为由,提议公司将高倩萍裁掉。谁知明星电影公司的财政状况持续没有得到改善,李萍倩自己承受不住欠薪的压力,居然先辞职了。 通常伴随着裁员降薪的,往往是绩效改革,明星电影公司也不例外,总经理周剑云认为,拍了一部电影后,如果票房不好,上映后赚不回本钱,但是却要照常付给明星酬劳,这不公平,所以他决定推行完全与电影利润挂钩的薪酬制度,取消月薪制。如果片子赚钱,上映一天明星就有一天的收入,如果三年赚不出本钱,那么你三年也拿不到一分钱。 这种激进的绩效考核制度,众人在表面上当然是赞成的,因为谁反对就意味着谁承认自己没能力。但实际上取消月薪制意味着明星们毫无保障,所以根本推行不下去,周剑云依旧只能到处东拼西凑,借钱发薪。 周剑云在改革之初,还放话以后不会再欠薪,结果几个月后,又开始发不出薪水来了。众人再度成群结队去讨薪,这回公司会计部门也「摆烂」了,把抽屉打开让众人看还有多少钱,点了点,总共 100 来元,行,全发了吧,按照现场人数计数,再进行平均,一人一张一元的法币。 众明星们一看,这不是侮辱人吗?就嚷了起来:「我们又不是要饭的叫花子,干吗要你这一块钱?」于是拒而不受,并开始大举罢工,一时之间双方剑拔弩张。 还有当时的后起之秀电通电影公司,因为欠薪 4、5 个月,裁员、欠薪也无济于事,于是想了一招——暂时关门大吉。这样的话,日常的人员薪资不用发了,只留下一部还在拍的电影《街头巷尾》,以期上映后赚得收入盘活公司。 但是三番五次改革之后,各大电影公司依然无法摆脱困境。艺华公布了新一批裁员名单,裁掉了 50% 的人马,明星电影公司也宣布二次裁员,甚至关掉了旗下的第二制片厂。 裁员导致无法生产出作品,公司就没有收入,没收入就没钱发薪,无钱发薪就只好继续裁员,整个电影行业,就这样恶性循环、苦苦挣扎下去。 四、 实际上,整个行业不可谓不努力,明星们更是内卷得死去活来。 在月薪制下,电影明星们被迫拼命干活,联华电影公司为了提高工作效率,让「社畜」明星们多做贡献,规定了极为严苛的休假办法,一个月只允许明星请假 2 天。 而且,明星们不是单单演好戏就够了,还得兼做公司的行政事务。比如女明星周璇,进艺华后被公司高管要求兼职公司职员。 就连咖位大到胡蝶这个地步,也得严格遵循公司的上班打卡制度,明星电影公司规定,如果迟到,就扣工资。胡蝶曾经一个月因为迟到被扣了 500 元,500 元这个数目其实相当惊人,因为它已经是一个业内一线大明星的月薪了。 胡蝶与潘有声大婚之时,婚礼极为隆重,当时号称有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参与,她原本想请一个月的婚假,但公司不批,只给了半个月的假期,原因很简单:有两部戏正等着她赶拍。 对明星们的劳动保护,其实做得也很差。袁雪梅因为拍戏劳累,在片场吐血;天一公司拍《现代林冲》,由于没下雪,公司居然用撒石灰的方法来代替雪景,女主角范雪朋在石灰飞扬之下,眼睛受伤,只好立即就医,业内却赞天一公司首创了制造雪景的新方法;艺华公司拍《阎惜姣》,因为保护不够,栏杆倒下将明星貂斑华、王春泉砸得血流如注。甚至还发生过因为片场劳保不够,死了几人的意外事件。 此外,明星们的日常付出也很多,想要在娱乐圈混,不论黑道还是白道,大多都得认一个干爹,作为靠山和资源,也就是所谓的「过房爷」,有的女明星的「过房爷」甚至还不止一个。干爹与干女儿之间到底什么关系,其实也不难想象。民国时期有个叫袁地依的人,写了一本号称真实的事实小说《电影巨头艳史》,里面剑指电影巨头张善琨,揭露了很多他潜规则女明星的内幕和细节,对女明星的名字,该书的化名也近乎直白,比如将女明星袁美云化名为「袁媚云」,将女明星白杨化名为「白柳」,照书中所述,几乎他旗下所有有姿色的女明星,都难逃其毒手。 那么,在这种极为内卷的情况下,会有明星拒绝内卷、选择「躺平」吗? 还真有,胡蝶。 谁也没想到,率先「躺平」的是胡蝶这个头部明星。 你可能很难想象,一个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居然是自己公司的员工,但当时的明星电影公司,就处于这样一个吊诡的情形之中。 由于长年累月拖欠薪水,明星电影公司欠胡蝶的薪酬高达 27000 元,胡蝶成为公司第一大债主,薪酬既然很难拿到,那还不如去享受人生,于是胡蝶决定与明星公司解除合同,她还大度地表示对欠薪暂不追究,等公司情况好转后再陆续偿还。 当时胡蝶刚代表中国娱乐圈访问苏联、欧洲等地,归来之后声誉如日中天,但却突然急流勇退,进入半息影状态,很多人很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,其实真实的原因与此关系很大。 胡蝶「躺平」之后,跑到香港过起了悠闲舒适的「寓公」生活,偶尔兴致来了就拍一部电影,那几年,她的电影产量极低,真的做到了「躺平」。 但毕竟像胡蝶这种财务自由的明星少之又少,大部分明星为了生存,依然不得不一天天地内卷下去。 五、 已经内卷成这样了,行业还是一直苟延残喘着,问题出在哪儿? 正所谓成也「内卷」,败也「内卷」,「内卷」毫无疑问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民国娱乐圈惨烈的无序竞争,严重阻碍了行业的进步。 层出不穷的「双包」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。所谓「双包」,就是两家电影公司为了竞争,同时拍同一个题材,不仅剧本内容情节基本相同,电影的名字也相差不远。双方往往会为此闹得剑拔弩张。 国华、艺华两家公司就曾大打「双包案」。艺华准备拍《太平天国》,国华就也拍,连电影名字都一样;国华准备拍《三笑》,艺华就 10 天之内写好《三笑》剧本,立马开拍;此外,还有《珍珠塔》《花魁女》两部片子,双方都在抢拍。 也就是说,在同一时间,两家公司有四部电影互相冲突。 双方隔空放话,唇枪舌剑,但谁都不肯放弃,谈判调停也都无济于事。对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民间故事,艺华老板严春棠要求《三笑》导演岳枫住宿在公司,日夜赶工,限期完成,同时大肆在各报刊登《三笑》预告,公司正在摄制的其余电影,档期也通通为《三笑》让路。谁知风声传来,国华的《三笑》在 6 月 7 日就要上映了,艺华下定决心必须赶在他们前面,于是老板要求加速摄制,最终赶在 4 日晚上就提前在影院上映了。 国华、艺华打完擂台,国联和国华的「双包案」也开始了。国联关起门来,谢绝任何人入内,全力赶制 9 部民间故事片,国华也不甘示弱,同时摄制 3 部。接着又是国华公司与合众公司闹「双包案」,双方都拍起了同一部片子《华丽缘》。 此种「双包案」的例子不胜枚举,而且「双包案」还不够夸张,甚至还出现了「三包案」,即三家公司同时抢拍同一部片子。 各个公司的摄影场内工作气氛空前紧张,艺华分为 3 组,国华就分为 4 组,新华、华新等公司也不甘示弱,各自关起门来秘密飞速赶拍。 这种恶性竞争和跟风上马相同电影的风气,其实从民国电影业出现没多久就一直都存在,去年武侠神怪片火的时候,大家就一窝蜂拍武侠神怪片,今年都市时装片火了,大家就又全部转头去拍时装片,明年侦探滑稽片火了,在影院你就只看得到侦探滑稽片。总而言之,国产电影同质化极为严重。 既然电影题材内容相同,竞争主要就是集中在谁先上映了,明星们只好如同「社畜」一般连轴转地拍戏。在 3、4 天内拍完一部电影,在当时算不上神话。殷秀岑主演的《征婚》在短短 4 天内就摄制完毕;艺华花 9 天拍完《三笑》,而国华版的《三笑》就 7 天出炉。至于电影质量,就可想而知了。 这种拍电影的方法虽然满足了老板赚快钱的需要,却伤害了市场,粗制滥造的国产片招人厌烦,失去了观众的心,而从好莱坞引进的美国大片,基本占领了中国市场。 六、 当然,除了行业内卷之外,也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。 首先是惊人的文盲率,导致电影市场极小、电影人口匮乏。1935 年左右,一个叫 Hrish 的驻华美国记者,写了一篇分析中国电影行业的论文。他披露,当时 4 亿中国人口,文盲率高达 95%,这也就罢了,更令人震惊的是,只有 200 万人能听懂或说国语,其余人只能懂方言,所以有声电影也没多少观众能听懂,落后的无声电影依然充斥着全国各个影院。一般人想要登上银幕做明星,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不会国语,能说国语常常是挑选演员的优先条件。 据 Hrish 观察,中国国产的最优质的电影作品,质量也远远比不上美国电影的平均水准。 其次,国力羸弱,人民贫困,电影工业更是极落后。很多人根本出不起 1、2 毛钱的票钱,而那些穿制服的有官方色彩的人,很多人看电影从不买票。电影难以收回成本,以女人大腿胸部等为卖点吸引观众就成了最有效的赚钱手段。因此,老板们采取低成本多出片的方式来获取回报,电影投资通常都不高,一部片子成本大概在 8000 元到 22000 元之间。 这其中物料费花费不小,尤其是拍电影用的胶片,在电影成本中占比很大,它基本全部靠进口,日军侵华时,因为上海的补给被切断,胶片无法运进来,大批电影公司因此倒闭,电影明星们只好纷纷转行,到处跑码头唱京剧、演话剧,苦苦度日。 再加上美元对法币的巨大汇率差和繁重的关税,胶片价格高昂,国产电影公司对此负担很大。相比之下,同时期日本电影工业迅速发展,胶片很快可以自产,不仅摆脱了对美国胶片的依赖,还能出口到中国。 再次就是民国各级官僚和机构的胡乱作为。当时有个电影检查委员会,电影上映前要先经过它审查。它虽然在抵制低俗色情、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发挥了作用,但也常常作出奇葩决定。比如它曾经禁止过摄制粤语片,因为粤语属于方言。 影片出品方也很害怕他们的「大剪刀」,当时有部电影《风》送到电检会审查,剪来剪去,滑稽的一幕出现了,因为删减太多,主角高占非被剪成了配角,时人戏称电检会剪掉了《风》的风头。而且,即使作品被剪成这样,高昂的检查费还得你出。 天一公司在上海竞争不过明星电影公司和联华电影公司,早早地跑到香港设立制片厂,结果因祸得福。不仅避开了电影检查会的审查,可以自由地拍摄粤语对白的片子,而且由于胶片等电影材料在香港没有关税,成本也比上海低得多,结果天一公司赚了不少钱,由此不断发展壮大,最终成为后世香港鼎鼎大名的邵氏电影。 资料来源:《中国影讯》(第一卷 9~15 期)《青青电影》(1940 年 25 期等)《电声》(1934 年~1940 年)等 照片来源:国家图书馆 很多活明星们要亲自上场干,图为「天一」公司的女演员正在装饰内景,图中左起陈玉梅、倪红雁、胡蝶。其中陈玉梅是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的夫人。 上图为明星电影公司的职员在「晒片」。 上图为明星电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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